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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8-10-12 02:05:29来源:原文链接 来源:吉林交管局

          日前,审计署发布2018年第一季度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结果公告。此次审计,抽查了1907个单位、2178个项目,涉及资金3493.46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342.35亿元。其中,污染防治、淘汰落后产能、创新驱动战略等执行情况成为关注焦点。污染防治,37个项目未按期开(完)工或建成后闲置从一泓澄澈河水到一抹清新空气,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点一滴,无不关乎百姓获得感。从本次审计看,污染防治推进如何?审计署财政审计司主要负责人介绍,各地围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大力推进大气、水、土壤污染治理任务落实和项目建设,形成了一些值得总结推广的好经验好做法。山西推进燃煤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工作,促进绿色发展。通过狠抓节能降耗、推进绿色制造、严格脱硫脱硝及控制烟尘排放等,去年底完成了全省30万千瓦以上燃煤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全省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下降3.37%。广西南宁针对黑臭水体治理难点,对470个污水直排口进行控源截污整治,融合海绵城市及河道综合整治等建设内容,进行全流域治理,保障河道水质达标。截至去年底,南宁基本消除建成区内黑臭水体。同时,审计也发现一些问题。吉林、重庆、山东、湖南、湖北、黑龙江、陕西等7省市部分地方未完成大气、水污染防治方面目标任务:截至3月底,有的地区在工业集聚区未按要求配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及安装自动在线监控装置;有若干省市尚有超万个地下油罐未按规定完成改造;在某国家重点湖泊区域,34座城镇污水处理厂中仅有5座达到一级A排放标准,完成率为14.71%。此外,有5省份9市县在土壤、水污染防治中,37个项目未按期开(完)工或建成后闲置,涉及投资4.49亿元。云南威信县、镇雄县和宁夏盐池县对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不到位。海南、山东的5市县生活垃圾处理能力不足,5个垃圾处理厂(填埋场)超设计负荷运行或超期运行,存在污染隐患。有关地区应细化落实责任,严格督查督办,对审计查出的问题积极改进相关工作,健全长效机制。化解过剩产能,部分地区整改积极继续破除无效供给,严格执行环保、质量、安全等法规标准,化解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是今年深化供给侧改革重点工作。减少无效供给是否抓出新成效?审计署财政审计司主要负责人表示,在加快落实去产能任务方面,有关地区和部门对跟踪审计查出的问题积极改进相关工作,整改取得较好成效。之前审计发现,黑龙江2017年淘汰燃煤小锅炉工作任务推进缓慢。审计反馈后,黑龙江省政府、环保厅、市县相关部门先后派出10个督查组开展检查督导,并通过给予清洁能源改造补贴、拆除淘汰奖励等奖补措施加快淘汰工作进度。截至去年底,全省共淘汰完成建成区10蒸吨/小时及以下燃煤小锅炉4652台,超额完成当年目标。此前,吉林省能源局、重庆市经信委违规给予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企业电费补贴2.83亿元。审计指出问题后,当地清理涉企优惠政策,废止了给予落后产能补贴政策的文件两份,停止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企业的用电奖励政策,并修订完善工业和信息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3项制度,规范专项资金用途。此次审计也发现,一些部门和地区在淘汰化解过剩产能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有的还具有一定普遍性。比如,吉林珲春市某处煤矿开采范围与该市东北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叠,并且矿业区后于保护区设立。审计发现,该煤矿未在规定期限内关闭退出,涉及产能30万吨。创新驱动,科技经费和政策性基金管理使用是审计重点今年1月,审计署印发《2018年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工作指导意见》,要求各级审计机关紧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进一步突出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重点。其中,是否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今年审计的重点内容。审计机关将持续关注国家科技经费预算安排、资金拨付和使用情况,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等政策性基金筹集管理使用情况以及科技创新相关政策执行情况。审计公告就对部分地区在推动创新创业方面存在的问题“揭盖”。审计发现,工信部中小企业局管理的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落实支持区域及领域要求不到位;科技部、财政部管理的5亿元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未及时发挥效益;云南、陕西、江西、宁夏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58.82亿元未能及时使用;河北发改委在该省拟成立的“央企合作发展基金”未经省政府批准成立的情况下申请并获得政府出资,造成5亿元资金闲置。下一阶段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将如何聚焦重点,靶向发力?审计署财政审计司主要负责人介绍,审计机关将持续关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揭示去年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违规举债“上新项目、铺新摊子”的问题,揭示地方政府累积的债务风险,推动严格遏制增量隐性债务、稳妥处置存量隐性债务。以政策、资金为主线,持续突出“精准、安全、绩效”的审计重点,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的审计力度,重点关注易地扶贫搬迁等脱贫攻坚政策落实中存在的作风不实问题。持续关注污染防治、绿色生产和消费方面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相关专项资金分配管理使用情况、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重大修复工程项目进展情况。

          ——在“首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论坛·2018”上的发言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研究中国近代百年的变革,我们可以看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三个历史阶段具有连续性、关联性和因果性,辩证统一、不可分割。研究中国近百年来变革的规律性,可以提高我们的“四个自信”,坚持中国道路,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自觉性。陈先达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各位专家、各位领导、各位同学,上午好。我的发言题目就是“中国百年历史变革中的辩证法”。当代中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站在历史的新方位,回顾中国近百年来的伟大变革,反思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可以深刻的体会到中国历史变革中的规律性和辩证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研究中国近代百年的变革,我们可以看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研究中国近百年来变革的规律性,可以提高我们的“四个自信”,坚持中国道路,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自觉性。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从纵向来看,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发展阶段,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它独特的历史内涵和历史使命,不可分割;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为下一个历史阶段的发展提供了前进的台阶,其中包括成就、经验、问题和教训。贯穿这三个历史阶段的主导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中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而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这符合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规律。我看到有一些人引用马克思说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并以此来质疑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站起来的革命合法性,这完全是错误的!中国近百年的历史革命证明马克思“三说”论断的正确性。历史发展规律的使用条件总是具体的。尽管从普遍的角度来说,生产关系改变的合理性必须建立在生产关系不能容纳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但从具体的角度说,由于各国发展的历史条件不同,生产力需要发展到何种程度才能为生产关系所不能容纳,并没有唯一的标准。旧中国尽管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高,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来说更尖锐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革命的合理性正是在于中国社会自身的矛盾,而不是抽象的规律。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讲到这个问题,他说:“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可见,旧中国的生产力不如西方国家发达,可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更比西方国家尖锐,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合理性。中国的革命不仅决定于社会基本矛盾,而且决定于革命的自觉性和革命的要求,因为革命始终是革命者的活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民族文化精神都是中国革命的主体因素。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民族生命力和五千年文化传统的民族,在近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和上层建筑矛盾如此尖锐,中华民族陷入存亡绝境的时候,必然会从这个矛盾中产生出一种相反的积极的力量来挽救民族的存亡。李大钊先生说过,“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平坦的,有时走到艰难的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够冲过去的。”中国之所以产生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社会矛盾激化和中国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产物。在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下,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中国终于站起来了。历史辩证法往往存在因果关系。如果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没有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新中国,就没有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也就不可能开始几十年以后的改革,不可能经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由富起来到强起来。所以,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中国历史逻辑来说,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是不可能跳过任何一个阶段的,因为人们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所以,近百年来历史存在着内在的连续性、关联性和因果性。为什么我要强调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这三者之间的辩证因果关系?因为这个关系到两个重大的问题。一个是关系到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关系问题。任何把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关系完全对立起来的观念都不可能理解改革开放是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的。如果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没有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比较强大的国营经济,改革就缺少前进的基础。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前后三十年不能对立的观点是充满哲学智慧和政治智慧的。应该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国近代史的一次飞跃,而不是一些人所描述的从站起来以后中国就进入到一个阴暗的世界、一个悲惨的世界、一个专制的世界,我看到有一些人刮起了“民国风”、“北洋风”,称颂和留恋那个时代,这是极不正常的。另一个是关系到如何看待现代化的问题。有一些学者大谈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认为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就进入了现代化的进程。有的人把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视为中国的黄金时代。按照他们的观点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国照样能走向现代化。这个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无知妄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旧中国,在强大的帝国主义的支配下,民族工业的生长和发展空间是有限的,根本谈不上中国自己的工业化。凡是读过茅盾写的《子夜》的人都懂得这一点。没有中国的革命胜利,没有国家主权、没有民族独立的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纯粹是梦想,殖民化决不是现代化。即使有一些被殖民国家出现一些现代的工业和基础性的建设,那也是为了符合殖民宗主国的利益,而不是为了被殖民国家的现代化。有一段时间出现了“如果中国殖民三百年早就现代化了”的言论,这完全是谬论!一个民族不独立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就像带着镣铐不可能跳跃一样。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是中国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历史发展阶段,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开始阶段。既然是开始阶段就必然有开始阶段的不成熟性,它在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中的摸索前进,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错误。中国历史继续前行,在1976年遭遇到发展瓶颈。中国是不是能够停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础上,是不是能够停留在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年代?这种状况是不可能继续的。改革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进入到瓶颈阶段的一种历史必然,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民意的基础,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伟大壮举,是历史的重大转折,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新局面。对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的正确评价丝毫不会降低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历史转折重大意义,反而彰显了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历史合理性。1976年我们已经扫除了前进的政治障碍,可是思想往往是落后于政治现实的,从政治逻辑和思想逻辑的关系来说,政治领导权的改变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可思想解放更为困难。所以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在思想解放、实事求是路线的基础上,中国社会主义重新获得了新的动力和勃勃生机。前一阶段的成就、错误以及建设的经验、教训,为新的历史阶段提供了经验、教训。“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正是在前一阶段的经验、教训与成就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所以,我们热烈庆祝真理标准大讨论四十周年、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原因就在于此。中国的历史逻辑、政治逻辑、思想逻辑,在改革开放中逐渐得到了统一。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开始富起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贸易大国,成为外汇储备最多国家。富起来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强起来阶段提供了多方面的条件。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我们也不可能在国防、教育、卫生、社会保障以及扶贫方面投入更多的资金,可以说富起来阶段为进入强起来阶段打下了基础。从历史逻辑来说,强起来同样继承站起来和富起来阶段的积极方面,继承了站起来的独立自主的精神,继承了富起来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强起来要增强,就必须有站起来的革命精神。共产党执政以后不仅是执政党而且是有革命精神的革命党。强起来同样包含继续富,并不是把富起来看成是已经过去的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他一再强调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发展仍然不平衡不充分。所以,富起来仍然是相对的。对于我们国家的人口来说,从平均数来说,我们仍然是处在靠后的位置。因此,强起来阶段还要像富起来阶段那样继续朝富的方面发展,而不是把富起来阶段作为过去的阶段。但是,强起来阶段必须解决富起来阶段遗留下来的问题,包括个人富裕和共同富裕的问题,包括生态问题,包括贪污腐败问题,等等。所以,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这三个阶段在我看来是相互联系、不可缺少的,一个台阶为下一个台阶提供了前进的基础。历史总是要回答旧的问题,不断提出新的问题。这三个阶段实际上就是在不断解决老问题、提出新问题中前进。富起来阶段继承了站起来阶段的成果,也解决了站起来中产生的问题。也就是,能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能不能公有制一统天下,能不能不搞市场经济。解决这些问题就富起来了,可富起来了也带来很多问题,比如:富而不公的问题、富而骄的问题、生态破坏的问题,政治生态中贪污腐化的问题,精神状态中的理想信念消失的问题。这些都成为强起来阶段要面对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富起来阶段的问题,强起来是不可能朝前发展。在这三个阶段过程中,既继承了前一阶段的积极成果,又要解决前一阶段出现的问题。没有没有问题的发展。所以,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是辩证的不可分割的统一的过程,不要到了富起来阶段就认为站起来阶段过去了,到了强起来阶段就认为富起来阶段过去了。不是一个阶段替代一个阶段,而是像爬台阶,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上走。我们站在第三个台阶上回顾过去的历史看到,整个发展过程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历史的因果联系,是在不断解决老问题、提出新问题中的前进。我就讲这些。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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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允许试错的同时,对于那些打着“共享”旗号的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必要时追究刑事责任近年来,共享经济方兴未艾,在给社会公众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如监管薄弱、侵犯消费者权益等问题。共享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法治保障必不可少。应当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将共享经济纳入法治轨道之中。共享经济是新生事物,跨行业、跨领域的跨界融合特点前所未有,尽管对于其违约、侵权、不正当竞争等行为可适用民商经济法律进行管理,但关于平台性质认定、行业归类、劳资关系、消费关系等均无明确法律规定。行业准入的低门槛也容易引发多种问题,有些共享项目甚至夹杂着传销、侵犯个人信息、敲诈勒索等不法行为。司法实践中对这些行为在定性方面存在一定困难,相关司法、执法、调解、仲裁等也难以找到法律依据。此外,共享经济这种新型商业模式,也给行政监管带来多方面挑战。由于监管措施、手段、资源相对滞后薄弱,共享经济活动往往处于监管“灰色地带”。要将共享经济纳入法治轨道,应当强化立法和监管的前瞻性,这也是新型经济模式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用户合法权益的必由之路。共享经济不是法外之物,有必要针对共享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的法律关系和新问题,抓紧进行法律法规的废、改、立、释,将其纳入法律调整范畴,明晰问题的解决路径和方法。与此同时,也要对共享经济从业人员的入行门槛从严规范、对其资质审核严格把关,出台规范性文件明晰这种复杂、多元的权益分享模式下不同主体的权责,确立资源所有者、资源使用者以及资源运营者如何进行共同分享以及权利、义务、责任共担的原则与具体标准。特别是平台的权利、义务与责任,在共享经济模式下,平台与监管部门的权、责边界也改变了传统的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单一关系,有必要根据不同行业性质分别作出明晰界定。发展与监管并重、“鼓励创新、包容审慎”仍然是对共享经济立法、监管的指导原则。在允许试错的同时,对于那些打着“共享”旗号的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必要时追究刑事责任。另外,可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注重发挥“软法”作用,通过行业协会、行业标准、行业指南等,引领共享经济的健康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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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纪委集中通报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释放了严肃查处破坏环境违纪违法行为的强烈信号,表明了中央对治理环境、建设美丽中国的坚定决心。随着中央纪委首次集中通报生态责任追究典型问题,在推动生态环保发展过程中,发挥纪委的监督执纪问责职责将成为未来的一种常态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公司和甘肃省兰州市有关部门对违规堆放危险固体废物问题处置不及时、不到位,28人被中央纪委通报曝光。包括中铝公司兰州分公司违规堆放危险固体废物问题在内,近日,中央纪委通报曝光了6起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典型问题。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这也是中央纪委首次集中通报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典型问题。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中央纪委集中通报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释放了严肃查处破坏环境违纪违法行为的强烈信号,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纪律保障。首次集中通报释放哪些信号中铝兰州分公司位于兰州市红古区平安镇岗子村,公司电解铝大修渣堆放点山神沟、撒拉沟,在岗子村北侧约3公里处。2016年8月,国家将电解铝大修渣纳入危废名录,此后该企业产生的大修渣全部在厂内库房暂存,但对2016年8月之前产生的历史遗留大修渣没有按国家要求及时处置。2017年9月下旬,环保人士反映中铝兰州分公司大修渣倾倒在红古区平安镇岗子村山神沟后,兰州市区两级调查处理,责成企业将位于山神沟内的大修渣拉运到厂区仓库安全存放。2017年12月中旬,此事被媒体曝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2017年12月29日,原环境保护部对中铝兰州分公司大修渣环境问题实施挂牌督办。接着,兰州市红古区环保局向兰州市公安局红古分局移交《关于中铝兰州分公司固废堆放污染环境案件线索的移交函》。经兰州市公安局红古分局调查,于2018年1月27日立案侦查,初步认定企业非法处置危险固体废物,涉嫌污染环境罪。今年3月12日,中铝兰州分公司正式对撒拉沟大修渣进行全面清运,3月25日清运完毕,共清运2.3万立方米大修渣混合物,并拉回厂内危废暂存库堆存。根据专家评审结论,中铝兰州分公司大修渣堆存场未对周围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两个月后,生态环境部派出核查组联合甘肃省环保厅对中铝兰州分公司大修渣环境问题整改情况进行现场核查,确认问题已整改到位。今年5月23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称,中央纪委日前通报曝光了6起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典型问题,其中就包括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公司和兰州市有关部门对违规堆放危险固体废物问题处置不及时、不到位问题。根据通报,中铝兰州分公司总经理孙波涛被通报批评,分管安全环保的副总经理张得教、分管营销的副总经理徐文胜分别受到警告处分,原安全环保健康部经理刘胜祥受到撤职处分,原安全环保健康部经理周剑峰等11名管理人员受到问责处理。此外,兰州市环保局所属环境监察局副局长石明真、红古区副区长张奇才、红古区环保局副局长朱雨、区环保局所属环境监察局局长王文江、平安镇镇长铁石林分别受到行政警告处分;兰州市环保局局长芮文刚、环境监察局局长郭金魁、红古区区长李荣、市水务局副局长张文雍、市农委副主任牟玉祥等13人受到诫勉谈话或告诫约谈处理。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这也是中央纪委首次集中通报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典型问题。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杜治洲看来,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杜治洲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因此,中央纪委集中通报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释放了严肃查处破坏环境违纪违法行为的强烈信号,表明了中央对治理环境、建设美丽中国的坚定决心。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伟对《法制日报》记者说,通报充分说明了中央纪委严格贯彻党中央要求,中央纪委严格履行问责可以为生态环境保驾护航。集中通报问责55名领导干部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梳理,在此之前,中央纪委没有就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集中通报过,多是由省一级进行集中通报。例如,2018年3月29日,甘肃省通报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移交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问责情况。按照甘肃省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甘肃省纪委、省监察厅牵头成立了省环保督察问责工作组,在全力配合中央专项督查组核查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的同时,对中央环保督察移交的所有问题线索进行了全面深入调查。调查的结果是,甘肃省共对218名领导干部进行了问责处理。其中,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问责100人,包括省部级干部3人、厅级干部21人、处级干部44人、科级及以下干部32人。与此同时,陕西省通报了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移交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问责情况,依据有关规定,决定对154名责任人进行问责,其中,厅级干部26人、县处级干部74人、乡科级及以下干部54人。5月18日至19日,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习近平强调,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是一场大仗、硬仗、苦仗,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对那些损害生态环境的领导干部,要真追责、敢追责、严追责,做到终身追责。5月29日,中央纪委驻生态环境部纪检组组长吴海英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专访时透露,学习贯彻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就要聚焦监督执纪问责,努力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坚强政治纪律和作风保障。《法制日报》记者统计发现,此次集中通报的干部达55名,级别上至副厅级,下至科级。对此,宋伟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的讲话为问责指明了方向,55名领导干部被通报,说明少数领导干部确实对生态环保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部分领导干部在生态环保方面的失职失责问题并不是个案。在杜治洲看来,这也说明中央对损害生态环境行为的“零容忍”态度,严肃追责将对损害生态环境的干部形成巨大的震慑。监督执纪问责将成为常态中央纪委在通报中指出,党的十九大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作出重大决策部署。“但从通报的问题看,这些地方和单位的负责同志政治站位不高,作风不严不实,抓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不强,重经济效益、轻环境保护的错误政绩观犹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导致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污染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对违反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法规的行为查处不力,严重偏离了中央决策部署,侵害群众切身利益,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严肃查处问责。”中央纪委认为。此外,从本次通报的案例看,在被查处的党员干部中,既有地方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也有环保局、水务局、园林局等职能部门的党员干部;既有负责执法检查,也有负责监管审批的党员干部;既有党政“一把手”,也有国有企业相关负责人。2015年,《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出台,将环保纳入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指标和离任审计的重要内容。杜治洲认为,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影响着美丽中国的建设进程,也直接影响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因此,中央针对治理环境不力的行为进行严厉通报,为的就是扭转环境恶化的局面。“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有体制机制方面的支持,也要有纪律来护航。强化执纪监督,无疑会促进环保干部提升责任意识,更加重视环境治理。”杜治洲对《法制日报》记者说。在宋伟看来,随着中央纪委首次集中通报生态责任追究典型问题,在推动生态环保发展过程中,发挥纪委的监督执纪问责职责将成为未来的一种常态。“这为生态环保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纪律保障。”宋伟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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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难题的重要启示,其中也包括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理念和思想。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中华文化中有哪些生态文化值得我们传承和弘扬?请随“学习中国”小编一起学习。2018年5月18日至19日,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天人合一。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天人合一、尊重自然。”“天人合一”是视天地万物人为一体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被表述为“天人关系”。董仲舒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季羡林先生对此解释道: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合,就是互相理解,结成友谊。在儒家看来,“人在天地之间,与万物同流”,“天人无间断”。也就是说,人与万物一起生灭不已,协同进化。人不是游离于自然之外的,更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人就生活在自然之中。程颐说:“人之在天地,如鱼在水,不知有水,只待出水,方知动不得。”即根本不能设想人游离于自然之外,或超越于自然之上。“天人合一”追求的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共同生存,和谐统一。道法自然。“道法自然”是自然之道。《老子》第二十五章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把自然法则看成宇宙万物和人类世界的最高法则。老子认为,自然法则不可违,人道必须顺应天道,人只能“效天法地”,将天之法则转化为人之准则。王弼注曰:“法谓法则也。人不违地,乃得安全,法地也。地不违天,乃得全载,法天也。天不违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法自然者,在方法方,在圆法圆,于自然无违也。”他告诫人们不妄为、不强为、不乱为,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地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尊重自然。“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尊重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论语·述而》中说“钓而不网,弋而不射宿。”即钓鱼不要截住水流一网打尽,打猎不要射夜宿之鸟,反映出古人朴素的生态道德思想。《孟子·尽心上》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就是说,不仅要爱护自己的同胞,而且要扩展到爱护各类动物、植物等自然生命。尊重自然的理念,强调了人类应当担负保护自然界以及其他生物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尊重与爱护大自然,以仁慈之德包容与善待宇宙万物,体现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思考和生态智慧。保护自然。保护自然,体现了对动植物等自然资源永续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我国古代通过立法,形成了对生物资源按自然规律顺时取用、禁止灭绝种群等规定。上古时代夏禹执政时曾颁布的一条禁令:“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大意是说:春天三个月中,正是草木复苏、生长的季节,不准上山用斧砍伐。夏季三月,正是鱼鳖繁殖和生长的季节,不准用网罟在河湖中捕捞。辅助齐桓公称霸的大臣管仲提出:“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重视环境保护工作的君主),“不可以立为天下王”;“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春政不禁,则百长不生;夏政不禁,则五谷不成”。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生态理念,开了生态文明之先河、可持续发展之先驱。在今天,这些绵延数千年的生态理念依然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指引。习近平指出,生态文明建设“秉承了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本文来源:学习中国)

            5月18日至19日,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王晔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刚刚闭幕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首次总结阐释了这一思想。这是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思想之后,在全国性工作会议上全面阐述、明确宣示的又一重要思想。“三个体现”构成基本内容作为一个系统全面的理论体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涵丰富,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我们党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是新时代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创新成果,体现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发展理念。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决不是对立的,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只要坚持正确的发展理念和思路,因地制宜选择好发展产业,让绿水青山充分发挥经济社会效益,就可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同步提升,实现百姓富、生态美有机统一。这一创新成果,体现于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民生福祉的宗旨精神。从“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深谋远虑,到“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的辩证思考,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既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这一创新成果,体现于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相互依存、联系紧密的自然系统,共同构成了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因此,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人与自然的思想”的中国思考还记得十多天前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总书记连续提出了9个学习马克思,其中特别强调了,“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直接源头,无疑来自马克思主义。总书记还不止一次地引用恩格斯“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的重要判断。总书记对“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自然规律的总结,对“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文明定理的揭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自然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论。新时代的到来,总是以新思想为标志;历史性成就的取得,总是以新思想为支撑。回望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这几年,清新自然的空气多了,繁星闪烁的夜空多了,秀丽可餐的山水多了,百姓对“身边的幸福感”交口称赞;重拳惩治“散乱污”,壮士断腕倒逼转方式调结构,“史上最严”的环保监管举措,让网友称赞“厉害了,我的环保”;从推出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到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党员干部肩上的生态担子更务实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生态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了新思想的引领作用。“两个历来”勾勒思想轨迹评论君有幸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最深刻的印象是,总书记历来对生态环境工作看得很重,历来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很重要工作来抓。如果回顾一下的话,早年在河北正定工作期间,在习近平主持下制订的《正定县经济、技术、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就列入了“宁肯不要钱,也不要污染,严格防止污染搬家、污染下乡”的内容。在福建宁德提出“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在浙江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无不给干部群众留下深刻印象,更为地方经济发展和百姓致富指明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从要求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到批示重拳惩治甘肃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生态破坏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主动为美好生态环境当“保洁员”,多次就解决损害生态环境问题“打头阵”,直接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呈现“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纵览历史,从没有任何时候像现在这样,中国经历着最大规模、最为深刻的生态文明建设全方位变革。展望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实践,不仅将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还将以美丽中国的生动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完成奠基,以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经验,为人类现代化进程提供新范例和新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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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卢克索国际赌城_吉林交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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